吴应箕是明末复社文人、抗清殉国的英雄。 大明天启七年，吴应箕路过河南 汝宁府真阳县，发现方圆几十里的大片田地长满荒草，无人耕种。吴应箕细看这些荒地，发现这些地其实是适合耕作的膏腴沃土，田地的田埂边界仍有痕迹，证明这些地之前确实是耕地，但后来被人放弃了。 吴应箕就很纳闷：“为什么这么一大片的良田沃土却被人放弃不耕种呢？” 于是他找来当地驿站的差役们询问原因。 差役们告诉他：“老百姓没有牛，耕种不了。” 吴应箕问：‘那老百姓的牛呢？’ 差役们告诉他：‘牛被老百姓卖了，或者故意养死了。’ 吴应箕纳闷：“老百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差役们说：‘在大明朝，牛是种地的重要劳动力，要交税。有牛的人把牛卖了，就能省下一笔牛税。等后来大家都发现养牛要交一笔沉重的赋税，都想把牛卖出去，但这个时候已经没人买牛了，而杀牛又是违法的，于是就故意把牛养死，来省下这笔牛税。牛死了，百姓就用人力耕田，但人力耕田跟用牛耕田比，效率很低的。种田也有田赋，田地的产出不够交田赋的，老百姓就卖田。等到大家都发现种田的产出不够交田赋的，田也卖不出去了，老百姓于是就抛弃田地，逃亡去了。因为田地的产出不够交赋税的，这些田白白放在那里荒着也没人愿意去耕种。’ 驿站的差役们还告诉吴应箕：朝廷向一县一乡征收的税负，不会因为该县该乡的种田人减少、田地被抛荒而随之减少。朝廷该征多少还征多少，这些税负将会由那些仍然种田的人分摊，由于种田的人不断减少，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税负必然不断加重，这必然造成每个种田人由于税负加重而“越来越难以承担”，最终他们也会被迫走上“抛弃田地、逃亡他乡”的路。 吴应箕在《楼山堂集》中写道：“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 明末的确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明廷一直缺钱。 崇祯的能力和性格是有缺陷的，但他主观愿望上确实想“中兴大明”。崇祯继位之初被认为是“有为之主”，他也感受到了明朝的财政危机，也想着手解决大明的财政难题。 崇祯元年 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召见群臣于建极殿后的平台，在议定了袁崇焕的“五年平辽”计划后，考虑到平辽需要钱，而且明廷的财政现状已经确实“不乐观”，就接着与群臣讨论了如何“开源节流”，应对明廷的财政危机。 当时大明朝耗费财富的大头是朱家的龙子龙孙以及开国勋贵的后裔，这些人有特权，生活待遇极高，他们一个人的生活开销能顶十个老百姓的生活开销都不止。如果能缩减他们的开销，才是最能给明廷省下银子的。但是，谁敢提削减这些人的开销、降低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敢提这个，还要不要乌纱帽甚至说还要不要身家性命？ 耗费大明朝财富的，其次是那些官吏们的收入以及明朝的“行政成本”。明朝的官吏，账面上的俸禄确实不高，但他们有很多隐形收入，包括利用权力侵夺百姓的腐败收入；因贪腐、不透明而造成的明朝的“行政成本”也是非常高昂，比如万历帝让太监去收“矿税”，只有一成的收入最终被收入国库，另外九成都被办事的太监和官员们层层侵吞掉了。但是，与崇祯帝议事的官员们怎么可能提出削减这一块开支，跟自己的钱袋子过不去？ 讨论来讨论去，在明廷中枢没有代言人的底层老百姓就成了“开源节流”的对象。“节流”就是让老百姓再缩减一下开支，忍受一下生活水平的下降，“再苦一苦老百姓”；“开源”就是从老百姓身上多榨取财富，也仍然是“再苦一苦老百姓”。 至于大明底层的老百姓已经有多苦了，还榨不榨得出多少油水，老实说，坐在明廷中枢朝堂上的大臣们还真不一定知道。不知民间疾苦，让老百姓“何不食肉糜”不是晋惠帝的专利，在晋朝之后的历朝历代，朝廷上层官员对民间疾苦的无知、站在他们生活现实的角度对老百姓的生活“瞎指挥、提建议”引发老百姓大骂的各种案例比比皆是。 当然，这也不是东方这边官员的专利，法国某高贵的女性在得知巴黎老百姓没有面包吃而饿死的时候，也非常真诚地说过“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吧”这样的话。 于是，大明朝真正该“缩减开支、降低生活水平”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的那群人，他们继续歌舞升平，继续耗费朝廷大量财富。缺钱的明廷将捞钱的手伸向那些本就负担沉重、苟延残喘的底层百姓。 大明朝最有实力“削减开支”的人、他们如果削减开支真能省下大量钱粮让国家缓解风险的人，他们却没有被削减，国家的财政负担最终由最穷的那群人扛了。 完全无产无业、躺平不创造财富的人是从他们身上搜刮不到财富的，那些仍然种田继续创造财富的人在承受不断加码的负担。就像吴应箕在文章中写的那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创造财富的人无法承受朝廷不断加码的负担、他们为了逃避这种负担而不惜甩卖甚至白白抛弃生产资料而退出生产，那些剩下的仍然还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者的负担必然会变得更重、更难以承受，会促使他们更有动机退出生产经营。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让大明朝的财富生产者加速退出，让大明朝整个国家的财富生产急剧萎缩